新的生活方式

在过去的30多年里，日本的家庭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三代家庭转变为单人家庭，现在有1/5的人口独居。日益增长的隐私意识和独立性的代价就是加剧了孤独和社会疏离感。合租屋在日本由来已久，最初始于专供短期居留外国人群住宿的简陋“蜗居”。合租屋如今的兴起，标志着社区联系的复兴。

日本的合租屋潮流到来较晚，但日本开创了一系列反映各种生活方式的创造性的公共家庭，从身无分文的城市艺术家，到农业热爱者，到年轻的父母。全国2800个合租屋集结了志趣相投的人们，无论是程序员，还是攀岩爱好者、钩针编织爱好者。另外，合租屋也满足了如单亲妈妈和老年人等缺少服务的社会群体的要求。

横滨的Sharenest就是其中的一员。Sharenest是由房产中介商酒井阳佑于2013年兴办的，他希望联手他的祖母营造出一种温暖的氛围并提供健康的烹饪饮食。他们提供的服务被称作Obāchan Concierge（管家奶奶）。岩井纯子是一位有两个小孙儿的62岁妇女，一周三次来合租屋做晚饭、打扫起居室、洗衣服。像世界上所有20多岁的年轻人一样，这里的6位房客十分感激能在这里享受营养丰富的晚餐和刚洗过的衣服，而不再是方便面，或找不到干净的袜子。

“我最开心的时刻就是看到他们给我留下‘真是太棒了，谢谢您！’这样的便笺。在家里吃完饭以后没有人会真心说一声‘谢谢’”，岩井说，“它让我的家务劳动变成了一项真正的工作。来到这里让我觉得自己更有活力。”

为弱势群体服务

长期孤独生活是65岁以上老人（到2025年将占日本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的主要问题。许多老人独居，而且随着老年人数日益增长，这种情况会变得更加严峻。根据“国家人口和社会保障研究所”预计，到2035年，单人住户将占日本家庭的近40%。无亲缘关系的新生代和90岁老人共享同一空间的多代家庭也许是一个解决办法。

“如果都是老年人聚在一起，那么他们只会谈论疾病和死亡，或还有多少年可活，这很不健康。但如果他们身边能有像孙儿一样的年轻人，情况就会很不一样了”，川崎房产中介商Stone的董事长细山正则如是说。Stone经营了11家合租屋，包括1家多代合租屋和4家单亲妈妈合租屋。

单亲妈妈是日本最弱势的群体之一，其中有55%的单亲妈妈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许多单亲妈妈原来是家庭妇女，现在却要全职工作，独自养育子女，同时还承受着分居或离婚带来的情绪影响。Stone的合租屋为同病相怜的母亲们提供了互相支持的环境和每周一次的护婴员服务，以此来减轻她们的这种压力，同时让孩子们也有了新的玩伴。

“有时候孩子们很困惑，因为有些母亲会因为一些事情对他们发脾气，而他们自己的母亲却不会对这样的事情发火。但是最后他们习惯了，并懂得人们有不同的价值观，这点非常重要”，细山说道。“过去，孩子们是由社区养大的，任何人都可以责怪其他人的孩子。但后来这种情况不再见到了，但我认为有些人还是希望重回到那种状态中去。”

回归社区？

合租屋正在唤醒核心家庭的日本传统社区意识。社会学家Maren Godzik形容战前家庭“具有渗透性”，人们经常串门，借用收音机甚至是浴缸。

相比之下，起始于50年代的公寓建筑被形容为“车厢式的隔离”。和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较长的工作时间和不断膨胀的个人主义，已导致了相互独立的趋势和社区关系的紧张，大家都认为社区关系就是烦人和浪费时间，完全没有必要。在日本，“ki o tsukau（顾及他人）”的社会责任——在考虑自己的感受之前首先考虑他人感受，并依此行事——更是为这种互动增加推力，鼓励人们宁可选择独居，也不愿总是考虑他们室友的需求。

不过，有些人发现孤独的压力比必须与他人相处的压力来得更大。而且，很多年轻人对于拥有自己的房子越来越不感兴趣，而且也越来越没有能力负担，他们愿意和其他人共享空间。社会学家发明了术语satori sedai，即“觉悟的一代”，用来形容那些如同僧侣般缺少物欲的、年轻且没有经历过泡沫经济繁荣岁月的人们。

将这种空间分享做到极致的是“涩家”（Shibuhouse），“一群”居住在东京市涩谷区中心地带的一栋四层楼房中的房客，现约有25名。而他们的人数最多时曾经达到过50名，他们用一个权宜之计来安排睡铺：在满是被褥的地板上由房客为自己寻找一个空铺位。齐藤圭太，这个集体的创始人之一，意识到空间变得太拥挤，于是在一些人开始睡在楼梯上时，他决定将房客减半。但是这种原来的家庭住宅还是显得有点“超负载”。

尽管没有私人空间，如此苦行僧般生活的好处在于可以自由地进行艺术创作和开办派对（这群人会定期举办展览，地下室还有DJ厅和活动空间）。而且在活力四射的涩谷地区中心地带，每月的租金仅需要40000日元。时装设计师、摄影师和插图画家聚首同一屋檐下，他们中一些人有时回郊外的父母家短住，在那里充电，有时回Shibuhouse居住，在此进行创作活动。

暗淡的过往，时尚之今日

大量的以志同道合者为中心的合租屋在过去两年迅速兴起。Colish——一个专为当前和未来合租屋经营者征集室友的广告网站，展示了大量具有独特卖点的房屋：为猫迷们提供的充满猫咪的公寓，为立志做主厨的人提供的厨房宽敞的公寓、为热衷有机种植者提供的带有小菜园住宅等等。

这种模式同欧洲和北美的十分不同，欧美的合租房通常是带有多个卧室的原家庭住宅，通过共享缓解经济压力。在日本，建筑物的翻新重建周期较短，这使得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实惠的单人公寓激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嚷嚷着要搬出父母家。合租屋，与个人租房房租相当，却较少有隐私，因而运营商有必要提供经济实惠以外的其他好处来吸引人们。

合租屋早期的形象是为经济泡沫年代来日本的外国人设计的“小型旅馆”，他们由于高昂的初始成本和房东的歧视，很难租借到单独的公寓。这种与外国人的连带关系负面地影响到了“合租屋”这个词语，对于日本许多老人来说，他们担心住宅附近一旦拥有这种设施会导致喧闹、生活垃圾的不当丢弃、甚至犯罪行为。

但是合租屋由于发展变化，早就不再是当初那种肮脏公寓了。经济泡沫破灭，低房租住房需求增长，共享“宿舍”开始兴起。这样的“宿舍”里，住户拥有一个个人卧室，并集体共享一个走廊和洗衣机、洗手间以及淋浴之类的设备。合租屋的又一次改革出现在21世纪初期，“设计师之家”开始流行，为年轻专业人士专门设计的公寓也引领了“设计师合租屋”的涌现。

社区化模式的出现始于2010年前后，由于日本经济衰落一直持续到了后泡沫时代的第二个“迷失的十年”末期，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导致很多人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生活方式，并试图扩大社交圈。2011年有一部名为《合租屋》的电影帮助宣传了这个概念，并改变了人们心里固有的形象，影片中的合租房不再是“困难户”的住居，而是一个可以找到友谊甚至是爱情的地方。

渴望人类接触

合租屋流行的另一个因素，是从国外留学或旅行回来的年轻人想重新营造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合租公寓或青年旅社里经历过的那种轻松友好的氛围。

这些年轻人中有一位叫户谷博隆，他在印度的一个小村庄逗留了四个月，回到日本反而不再感觉到家的气氛。为了重新找到住在小村庄的感觉，他于2007年搬进了横滨的一家叫“Well 洋光台”的合租屋。但是和那时多数合租屋一样，“Well 洋光台”的经营更像是宿舍，房客很少互相交谈。户谷和住在那儿的一位英国男士一起开始了一次“小革命”，试图让大家更多地交谈和互动。
“合租屋在日本比融合多种文化的国家更难做。住在一起时，自然会发生你不赞同的事情，所以你需要讨论。外国人比较擅长于此，因为他们的社会融合多种文化”，他说道，“在日本，人们通常注重的是和谐和团结，但如果你强制它，那么这种团结就会是低质的。”目前， Well 洋光台大约有5名非日本籍房客。

户谷在Well 洋光台遇见了他的夫人，也就是在这里，他们和他们的3岁女儿以及其他30多个人一起居住着，其中包括另外四对夫妇和一个宝宝。户谷逐渐建立起了社区，开辟了一个有机种植菜园，并主导了一个厨房共享计划“在厨房里”——人们可以留下自己做的食品、饮料甚至膳食给其他人分享。他尽力避免给这“一大家人”制定规矩，更愿意让人们自己管束自己。和很多其它的集体住房不同，这里没有规定人们必须用餐的固定时间。

“我们的理念是让人们自由自在、独立且不受约束，所以大家不需要一起吃饭。没有这个义务。所有的事情，包括打扫，都视各人的心情由他们自己决定”，户谷说道。

房客们说，这样明显缺乏规矩的方式使得Well 洋光台运行自如。没有事先制定的规矩，这使大家一有空闲就能很自然地想主动做出贡献，并且能在较忙时避免家务杂事的打扰。

户谷说他们分享的一个核心原则是“打扰别人的自由”。因为人们住在一起时不可避免地会打搅别人，尤其是在有孩子的情况下。“有一次我的女儿用红笔在墙上画画，这就是会烦扰别人的那类事情，但它给与了每一个人随心所欲做自己的事情和接受彼此的自由”，他说。

在日本，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般生活。面对单人家庭日趋增加的形势，合租屋虽然难有扭转局面的“回天之力”，但它却在独居家中的选项之外，为越来越多的房客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文章作者：索菲·奈特　Sophie K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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